摘要：任何一国对信息的封锁均会损害全球经济，而大的受害者其实是自己。近期，科技创新占据了中国媒体的显要位置。中国打造创新型国家的口号已经提了很多年，现在再次强调或许说明两件事：一是目前的形势所迫；二是之前的努力效果不佳，政策不对路，需重新检讨影响中国创新的因素。

要是几年前说中国科技创新因形势所迫，恐怕没有多少人相信。但此一时，彼一时。所谓的“形势”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中国科技创新原地打转，乏善可陈；二是与急剧变化的人口结构有关。

想要感知当今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只要环视一下全球有多少品牌是中国的即可。

尽管“中国制造”充斥于世界各地，但就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仍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也缺少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产品。从这个角度看，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好几倍，但整体而言，现有经济模式与改革开放之初并无本质区别，均为简单的、低附加值的加工型经济。由于劳动力数量锐减和劳工成本飙升，这条路已经走到尽头，因此，建立新的增长模式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

新模式由科技创新驱动，与之前加工型经济大的不同是，创新型经济是一套复杂的、高附加值的体系，是人类智力凝聚的产物，是中国打造真正属于自己的产业化的开始。

即使是那些对中国经济乐观的人，也未必料到中国人口红利下降的速度是如此之快。由于用工方面的困难，许多中国企业无法雇得符合条件的劳动力。这些企业面临着痛苦的选择：要么使用机器人代替以前的人工，要么离开原有产业，脱胎换骨，这种现象在中国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已经出现了。当然，还有一种“三十六计，走为上”的策略，一些传统加工企业承受不起高昂工资，又无法实现转型，只能搬迁至周边国家。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充足且便宜，企业也可以留在原有产业，继续生产相同的产品。问题是，能搬走的仅是一部分，那些无法移动的部分可能会引起一些麻烦，导致中国产业“空心化”的现象。

虽然创新能力不足，但这并未妨碍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因为“世界工厂”的头衔与创新关系不大。只是，这一头衔并不牢靠，随时可能被其他虎视眈眈的后进国家没收。这样的事情已经在悄悄进行了。在中国一些国际品牌服装连锁店，许多服装的产地已换成印度、斯里兰卡和越南等国家，中国产服装已难见踪影，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现象很有可能成为一种趋势，如烽火燎原一般，在中国其他加工领域得到反映。

如果说“世界工厂”的称号是外在的、物质层面的和漂浮不定的，那么，相对稳定的便是创新型经济，因为创新意味着原创，是能够真正留在一个国家的东西，属于一个国家的魂，也是一国软实力的体现。

创新的重要性已毋庸赘言。那么，究竟什么阻碍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呢？回答这一问题并不容易，因为牵扯的因素多到难以用一篇短文能说明。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便是中国缺少思想市场，观念的流动不顺畅。这样的判断是有依据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晚年十分关注中国问题。2012年，他在“中国靠什么实现‘经济大跃进’”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摆脱了意识形态极端主义”和“激励所有人去探索市场的仁慈”，告诫中国人“需要解决缺少思想市场的问题”，因为“思想不受限制地流通是知识增长的前提条件，是许多创新和可持续经济重要的因素。”换句话说，只有创新，才能确保中国走上一条永续繁荣的道路。

在科斯看来，思想市场是知识分子从事经营的场所，演说、写作及宗教信仰活动等都属于“思想市场”的内容。思想也与其他物品一样，需要经过竞争，优胜劣汰。在自由、透明的公共舆论环境下，真理(相)终能脱颖而出。社会需要好思想，政府制定政策需要事前了解各种想法，这样才能兼听则明。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种思想，那只能说明这个社会不正常，违背了世界丰富多彩性的本质。

科斯对思想市场的认识和强调是一贯的。1974年，他在“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一文中，多次引用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原话，指出“在思想市场上，正确的选择就是，‘让真理和谬误争斗；谁曾听说在自由和公开的冲撞中，真理会处于劣势。”

依科斯观点，思想市场完全有别于商品市场。在思想市场中，政府管制是不适宜的，不仅如此，还应对政府管制加以严格限制。在涉及思想的场合，政府若要管制，那也是无效和动机不良的。即便政府实现了预期目标，结果也会令人失望，不受欢迎，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英国皇家学会曾发布世界各国学术论文被其他科研人员引用的统计，以衡量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创新水平。统计显示，美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英国次之。尽管近年中国科技论文数量增长很快，取得了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英国皇家学会认为，在被引用论文的数量方面，中国的成绩“无法反映国家对科研的巨大投资，也与发表的论文总量不相称”。考虑到中国科技论文大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于是便出现了论文数量上去了，质量却差强人意的结果。若继续追问，棍子会打到政府注重数量而忽略质量的科研考评体制上。

除去科斯，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对思想市场做过深入研究。例如，另一位诺奖得主卢卡斯就特别强调观念的流动，在“观念和增长”一文中，他强调知识活动的社会性或互惠性：每个人都从周围其他人的知识中获益，而他的想法反过来又会刺激他人产生更多新的想法。这正是知识生产的机制，也是科技创新的源泉。

由此可见，在思想市场上，政府的干预只会破坏知识生产的内在规律，注定是徒劳无功的，而阻碍思想流动的任何做法更是有害无益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的高度融合，意味着任何一国对信息的封锁均会损害全球经济，而大的受害者其实是自己。

在中国，饱受诟病的措施包括限制人们自由流动的户口制度以及对互联网信息的封锁等。尤其是，中国对境外网站，如对了解国外学术信息极有帮助的搜索引擎的屏蔽，既没有可以拿到桌面上的法律依据，也未必奏效。当管制者自己也通过“翻墙”软件了解境外信息时，再强力推行这种管制措施就不仅仅是劳民伤财的问题了。此种自绝于国际社会的作法阻止了全球信息的自由流通，也损害了中国打造创新型经济的努力。

无论是科斯喜欢的思想市场，还是卢卡斯更常提到的观念流动，其实并无什么本质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换成法学家，他们会强调言论自由属于宪法规定的内容。于是，不同学科对人类的一些基本活动达成了共识。

作为思想市场的一部分，中国的科技创新需要也应该遵从思想市场的内在规律。中国创新型经济的实现有赖于思想市场的建立，取决于中国能否废止限制观念流动的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市场不仅是中国创新能力的试金石，也是中国实现科技创新的唯一出路。